# 第6章 扫描你自己 我们还不了解神经元的发射如何能产生各种新奇的点子， 不过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当一个新点子出现时， 大脑的什么部位在活化， 我们可以找出短如一个念头的大脑心智处理历程， 我们可以知道念头从何而来， 我们所需的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没有幽闭恐惧症的被试， 以及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 1933年夏天，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在法国度假胜地圣让德吕兹游泳时中风了，虽然中风后他仍然活跃、没有退休，但是中风是个转折点，因为后来他饱受忧郁症、失眠、暂时性失忆之苦。他一开始是在水中感到肢体不听使唤，但是随着日子的流逝，长期的缺陷越发显著，中风使他不能再作曲了。 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不能再作曲已经够残酷了，但是中风还有更残酷的地方——他不再能将脑海中的音乐转换成谱或弹奏出来，他失去了与世界沟通他的音乐的能力。也就是说，拉威尔的中风带给他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耳聋完全相反的效果：他可以欣赏音乐，但是他无法将内心的音乐传达出去。“我心中还有很多话要说，脑海中还有很多的想法。”他对朋友说，但他这些想法、这些话被困在大脑的黑盒子中，直到他1937年过世都无法挣脱。 由于拉威尔的中风同时使他不能再写字，他传记的作者描述他花了8天的时间写一封50字的短信给他的朋友。神经学家现在认为他的左脑中风、损伤了他的语言中心，但是他右脑的情绪中心却是无恙的，中风后的拉威尔还是会被音乐所感动，但是他无法把这个感动转换成文字符号（以谱记下）或肢体动作（弹奏或哼吟），他可以听到音乐，却无法把它分解成部件。 拉威尔的中风显示了大脑对音乐信息的处理历程：我们一般是仰赖右脑来欣赏音乐，但是音乐家，尤其是那些读谱和写谱的人，他们的左脑也活化起来工作。拉威尔的情形支持了大脑有基本模块的说法，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单一的作曲行为，都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大脑区块：一边的大脑构思旋律，另一边的大脑把它描述出来。 当我们在说音乐天才时，尤其是作曲家，我们通常指的是他们左、右半脑合作无间的表现：把一团无法分解的音乐热情转换成可以被编码、可以被转给其他音乐家看或给我们听的东西。我们大部分人听音乐时只要动用到右脑就能欣赏别人的音乐了。 但是假如你从远一点的视角来看音乐所带给我们的愉快，例如搔痒或猜测别人心中在想什么，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大家都有的能力。跟作曲家写谱的能力比起来，欣赏音乐似乎是很简单的事，不过这个简单是个假象。为什么音乐的声波会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热爱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个热爱帮助孩子生存，使我们的基因传下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热爱情诗或吉他弹奏呢？ 我对大脑的了解越多，就越觉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某些行为发生的原因，例如注意力、恋爱、恐惧等。这些行为都有进化上的重要性，所以不意外的，我们在大脑中看得到跟这些行为有关的大脑结构。但是生活绝对不仅是本能，人类许多最高的喜悦来自与进化无关的经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我知道为什么我跟孩子之间有紧密的亲子联结（所谓母子连心），但是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在听莫里森（Van Morrison）的专辑《星际星期》（Astral Weeks）时会觉得背脊发凉、毛骨悚然，虽然我至少听过它1000次以上。大脑科学可以解开这个谜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本能、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纠缠不清的情绪吗？ 有一个方式是先改变一下问问题的方式：先不要问为什么音乐使我们感动，我们可以先问：当音乐感动我们时，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音乐对人心理的进化理由（耳朵大概不是为了喜欢听音乐而进化出来的），音乐可能是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有名的“三角壁”（spandrel，楼梯下的三角空间）——由其他被选择的特质所造成的副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欣赏音乐时，大脑的情形就如拉威尔的中风所显示的，音乐欣赏大多发生在右脑，这表示音乐与语言对立的说法直觉上是成立的——具体语言类别和比较流动性音乐的联结是源自大脑的两个半球。 我们同时也知道音乐带给我们个人的感觉，如战栗是怎么来的。潘克塞花了十几年的工夫去探究音乐所带给人们战栗感觉的神经化学物质是什么，他所发现的以及其他类似结果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在聆听我们最喜爱的音乐时，会感觉战栗或打哆嗦主要是身体自己产生了类鸦片——从大脑中被释放出来。这个生化分子也是社会联结、亲子之爱、慢跑者的亢奋（runner'high）以及海洛因及吗啡效果的来源。潘克塞发现动物对音乐也会有战栗的效果：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实验中，他放了几十张不同的唱片给鸡听，在这些鸡身上都贴了电极来测量它们的快乐感动\[结果发现鸡最喜爱平克·弗洛伊德乐团（Pink Floyd）后期的作品《终幕》（The Final Cut）\]。在此我们又看到大脑化学解释了我们最熟悉的经验：听音乐的喜悦竟然跟为人父母的喜悦或吸毒有关系。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把潘克塞的实验再往前推一步，让我们来窥视一下拉威尔的大脑，这个大脑在尚未中风前，想到新的旋律时是什么样子。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脑造影研究都集中在正常的大脑和有某些病变的大脑，但是我们有机会来扫描一下特别优秀的天才大脑，它会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不知道音乐灵感来时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这个灵感是字和句子，而不是旋律与和声。我不敢讲自己是文字的拉威尔，但从我有记忆以来，字就会很自然地跑出来变成文章，也就是说，我从小就文思泉涌。脑科学对文字的天才有没有什么可贡献的地方？我想知道当一个新的点子出现时，我的大脑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在两个想法之间出现一个模糊的联结时、将写得不顺的文章从头把一个句子重新写过时，大脑是什么样？我不是一个喜爱悬疑侦探小说的人，有基因上也有后天的关系使我变得如此，但是灵感这个东西却是我非常好奇的。这就是济慈（John Keats）在叫我们“打开心智牢笼的门”时所追求的东西——一个念头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它究竟从何而来？ 假如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真不知有多神奇！我们现在只能从进化的根源推测新的点子从何而来，我们还不了解神经元的发射如何能产生各种新奇的点子，不过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当一个新点子出现时，大脑的什么部位在活化。我们可以找出短如一个念头的大脑心智处理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念头从何而来，我们所需的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没有幽闭恐惧症的被试，以及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 我以为我正是那个勇敢又没有幽闭恐惧症的人，直到他们把我的头固定在一块金属板子上，开始把我往一个两英尺宽的隧道里面推，只有一面像扑克牌大小的镜子让我窥视外界时，我才知道我不勇敢。从技术上来说，我的头正接受一台5吨重的奇异核磁共振仪（GE Twin-speed fMRI）的扫描。哥伦比亚大学脑造影小组的主任赫胥（Joy Hirsch）正在引导我进入这个前卫的大脑扫描仪器，她答应帮助我去追寻我的梦想：从我的大脑里寻找新点子出现时的情形。 这个想法从我第一次接触到注意力训练的生物反馈仪器就有了。在我做跟注意力有关的作业时，我就对大脑在做各种作业时的情形感到好奇。写作本身对我的心智就有奇怪的效力，我可以在忙碌了一天后筋疲力尽、完全不想动一下；但是假如我坐在计算机前面、叫出一篇我写到一半的文章时，我会立刻开始调整句子的顺序、重新写个开头。它好像是个强迫行为，非这样做不可！在我孩子出生以前，我很担心家里有个孩子不能专心写作，的确，我发现很多事情需要专注力：阅读、电话采访，如果孩子在房间里我就没法做；但是写作不一样，当我专心在改文章时，就算有一架747的喷气式飞机在我房间起飞我也不会注意到。 所以这就是我去找赫胥的原因：我想知道当我全神贯注时，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她的实验室有很好的仪器可以捕捉心智活动，她们才刚刚买了这台核磁共振仪，她有几十年的经验来解读大脑影像。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设计一个实验来清楚地显示出大脑的活动：当我的大脑陷在这个5吨重的核磁共振仪中时，我能够想出一些好的点子来吗？ 在我要去扫描的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向赫胥建议实验的流程：我先念一些无意义的句子，然后念一段别人的文章，然后再念一段我自己的文章（事实上，就是这本书里的一段），当我读自己的文章时，我希望能产生一些灵感的火花——某个字使我想到多添一个句子或换个方式重写这句话，或是其他临时冒出来的灵感。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台仪器会照到灵感在我大脑中形成时的情形，功能性核磁共振不像生物反馈技术，它可以抓住大脑细微功能活动的改变，它测量神经细胞用氧的差别。这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方式，你必须至少要有50万个以上的神经元活动，仪器才能捕捉到，然而它是目前所有技术中最能够让我们看见大脑内部活动的一个方法。 当我到达实验室时，赫胥跟我坐在她办公室，把这个流程再走一次。她告诉我她把一开始控制实验中阅读无意义句子的程序，改换成闪烁的黑白棋盘格子图案，因为它是标准的视觉测验刺激。 “你不能用无意义句子作为控制组，因为我们对大脑所谓的‘无意义’的定义并不清楚，”她解释道，“一般正常的活动，如阅读或摸触一个东西或辨识一张面孔，你在大脑特定的区域会看到预期的活动，好像大脑把工作指派给某个适合的部位去处理；但是当有杂音出现时，整个大脑都会亮起来，想要找出杂音的来源。”大脑在面对杂乱无章的情形时，会动员所有的组织以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重新设定秩序。 赫胥解释每一个实验阶段都包含三部分，每一部分40秒：休息、活动、休息。扫描仪开始运作时，我什么都不要想40秒；然后刺激出现（棋盘格子图案或文章），我要看40秒；然后又什么都不想40秒。每个120秒的阶段要重复两次。 当赫胥告诉我实验的流程时，我开始担忧我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我并不想花40秒阅读，尤其是在我阅读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要的是用字去引发新点子或联想力。所以赫胥终于同意做最后一分钟的改变：在最后一个阶段本来应该让我读这本书中的一个句子，现在改由让我冥想40秒。 赫胥接着告诉我可能的危险：“我们在检视你的大脑，所以有很少的机会我们可能会发现大脑的异常。” 我点点头：“你的意思是指脑瘤。” “有的时候，被试会说假如你们看到任何东西，不要告诉我！” “嘿！假如你看到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绝对要告诉我。”我微笑着说。 然后她告诉我扫描仪器方面的危险：“这是一个非侵入性的程序[\[1\]](#id_1_13)，基本上很安全。”我想起来几年前有则新闻报道，某个医院的职员将金属垃圾筒留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的房间中，当仪器启动、开始扫描病人时，强大的磁场吸起垃圾筒，将它变成致命武器，当场砸死那个病人。 我决定不要提起这段新闻。 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比较严肃，使我感到下面她要说的事比肿瘤或飞天垃圾筒更重要：“我想你应该知道有人觉得关在扫描仪中非常不舒服。” “因为它很有幽闭恐惧症的威胁？” “它的空间很小，机器又有很大的声音。有些人很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这个房间里陪你，任何时候你想出来透口气只要让我知道，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出来。” “我想我没事的。”我相当诚实地说。我当然也会对很多事情感到恐惧，但在所有我害怕东西的名单上关在密闭空间中的排名并不高，只要一开动的头几秒没有飞行的金属物体对我砸过来的话，我想我会觉得在那里面相当安全。 一两分钟之后，我们便走向了核磁共振室。这个机器本身像个巨大的烘干机，大约10英尺高，在它中间贴着奇异的商标。我躺在可移动的滑板上，操作人员轻轻地把我的额头靠在顶端并给我一副耳塞。 于是我就进去了。 在核磁共振仪里的感觉绝对比从外面看起来难受得多，它里面的空间出奇的小，那种被封在一个大机器中不舒服的感觉要比你想象的还严重。为了我的实验，赫胥和她的工作人员在我眼睛上方放了一面小镜子，使我可以看见仪器外面的世界，它同时让我可以阅读由投影器投射到屏幕上面的文章，但是它同时也带给我想吐的感受。这是因为两个模块送来了相互抵触的信息：我一部分的大脑知道我被送进一个很窄小的隧道中，而我的眼睛却报告它可以看见外面房间里的东西，大约有一秒的时间我想：糟了，我可能会是那些喊停、做不下去的人之一。 于是我就做通常在紧张、有压力情境下所做的事情：我开始开玩笑，一个只有我才了解的笑话。我对自己说：“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生活中什么样的奇怪事件使我去要求别人把我放进这个令人窒息的疯狂机器中？”想完之后我就没事了，不舒服，但是没事。  本书作者在核磁共振仪中 功能性核磁共振仪可以抓住两种影像：一般的核磁共振仪，它的分辨率高，但无法显示大脑的哪一个位置在活动，而功能性（functional）的影像是分辨率稍低，但可以显示大脑中活动的地方（功能性核磁共振仪是利用大脑在工作时需要比较多带氧的血液，因此就会制造一个很小但可以被侦察到的磁场改变）。我们一开始时，先依照习惯将我的大脑扫描一次，然后就进入实验程序，先是黑白棋盘的图案。 你很容易就知道功能性核磁共振仪有没有在作用，因为它发出巨大的声响，难怪他们要给我耳塞，当你躺在扫描仪内时，你感到一台巨大的卡车正要倒车进入你的大脑。在第一个40秒的休息时，我发现我无法去想任何事情，除了一直感到机器声音太大以外。当黑白棋盘的图案出现在屏幕时，我觉得这好像在参加某种诡异的艺术表演，一个很小、拥挤的空间，黑白的影像一直投射到屏幕，伴奏是单调、有节奏的、震耳欲聋的巨响。 但是到第二次黑白相间的图案出现时，我已开始习惯噪声及狭窄的空间，我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赫胥在外面对我微笑，噪声逐渐退隐成背景音乐，我开始觉得自在了，自在到连原本在“休息”的那40秒不可想东西时，大脑也开始在乱想。首先，我发现我在想要用什么样的词句来描述这台仪器和我现在这个扫描的经验。当我发现我正在想这些时，忍不住微笑起来，因为我的头还塞在这个扫描仪的圆管内呢！我发现这正是大脑充满活力和可塑性最好的例子：你使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环境里，你叫它不要去想任何事情，结果它还是可以去想出很多事情来。你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比现在更不友善的自由联想环境了，但是在这里我的大脑仍然想个不停，就好像我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做白日梦似的。 然后我开始阅读，阅读文字比起黑白棋盘来得费力些。赫胥选择的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的经典神经科学教科书中的句子，而我给她的是这本书初稿当中弗洛伊德的句子，我必须强迫自己去念坎德尔的文章而不去想目前这个奇怪的环境。当然，就如任何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得要读暑期指定阅读作业那样，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到阅读的材料上，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读进去太多，假如等一下出来要考试的话，我敢打赌我记得的不到一半。我发现读自己的东西容易多了，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冥想，在做完这个阶段时，我对自己说我很高兴我们追加了一段纯冥想的时间。 我虽高兴，但同时我也很累了，在那25分钟的时间内，我的头移动不超过1厘米——这个空间越来越有压迫感了。当第一个静止的幻灯片出现在屏幕上告诉我可以冥想时，我完全没准备好。“完了，”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要来想一些事。”在这200万美元的仪器内，整整40秒，我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我一直在想我要想，结果我什么都没有想出来。 但是当流程走到第二轮的最后一个冥想阶段时，我准备好了，我决定让我的大脑自由地去想这个实验，我已经开始在心中描述我要怎么写这台仪器了，何不继续想我会怎么描述这次的经验。所以当静止的幻灯片又出现在屏幕上时，在我的脑海中开始出现句子，我开始在心中写书了。 我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中所串起来的文句其实就是你前面刚刚读到的那一段：大脑即使在很不舒服的情境下仍然可以保持它的活力。 赫胥分两个阶段告诉我结果。第一阶段是我一出来她立刻告诉我大脑中没长什么东西，我很健康。她把片子放到X光看片机上，一边看、一边跟我说：“你的大脑是‘教科书中的脑’——很正常、很典型。”我骄傲异常，不过只有一秒，我心想：“她可能对所有的被试都这样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知道自己大脑中没有什么肿瘤。不管我聪不聪明，至少我的大脑是正常的。 第二阶段的就是我所关心的信息了。几天以后，赫胥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结果出来了，“你会很满意。”她在信中这么说。我第二天立刻搭地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她，我们坐下来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的大脑。 赫胥整理出40张彩色的大脑图片，每一张都包括4个我大脑在工作时的影像。从脑干开始一层层的扫描图，每一个实验阶段仪器捕捉到25张大脑当时的情境。先从“休息”的时候，再到活化的时候，比较这两个阶段的大脑血液流量。这使你看到跟某项作业有关的大脑区块在工作，而把大脑本来就在工作的部分变成背景[\[2\]](#id_2_11)。例如我的脑干很稳定的在工作维持我的呼吸，但是那个区域不会在扫描时亮起来因为它的工作形态并未因实验的操作而改变[\[3\]](#id_3_11)。 有改变的大脑区域就以金黄色显示在影片上，然后逐渐褪成橘色和红色到四周。这情形跟气象报告的多普勒雷达（Doppler Radar）影像很相似（假如你眯起眼睛来看脑干图的话，大可以把它想成是暴风眼），这个影像是投射在方格纸那种格子上，旁边标有号码，有号码的格子加上扫描时切的方位就形成一个三维空间有经度、纬度的坐标，每一个方格所造成的小立方体叫立体像素（voxel），每一个立体像素都有它特定的地址，例如我的杏仁核就在第13张片子的立体像素（65，70）。这个坐标使你容易比较不同大脑的活动区域，也可以用它来与纸本画的大脑区域做比较。 赫胥一开始先把第一阶段的25张片子平放在桌上，黑的棋盘所引发的活化形态立刻可见，即使我这个门外汉也看得出，基本上是因为除了视觉皮质之外，其余95%部位的大脑都没有在活化。 “我们过去已经知道闪烁的黑白棋盘图案对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来说，是个非常显著的刺激，”她说，“现在看到的正是大脑在处理视觉信息。” 她指着一条黄色的带状物：“这就是主要视觉皮质区，黑白棋盘图案所激发的活动不会超出视觉皮质区之外，额叶完全没有活化，这是你所能得到最纯粹的视觉的反应了，”我们两人都笑起来，“你的大脑在看这些黑白格子时，用的是最低消费额的力气。” 看到其他那些没有亮起来的95%的大脑，我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我们只有用到10%的大脑，然后说假如能用到100%的话，我们不知会有多聪明。当然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我们只用到某一部分的大脑，也幸亏是这样我们才能学习。你的大脑有数十个精密的功能，大多数与你现在所注意的无关，假如你在背诵一篇演讲稿而你的视觉皮质一直要去把别人拉进来的话，你就很难去记住讲稿里的字。只用到10%的大脑是有效率的一个征兆，而不是效率不够，去争辩我们要达到100%的功能才会比较好，就好像争辩莎士比亚如果每一个字都用到26个字母，他会有多伟大一样的无稽。[\[4\]](#id_4_9) 赫胥摊开了第二阶段的图片，就是我在读坎德尔的文句时的大脑扫描，它跟第一阶段的对比吓了我一跳！当然视觉皮质仍然有活化，但是其他地方活化得更多。赫胥说：“当然你期待会看到视觉皮质的活化，因为你在阅读，但是我们也期待看到更高层次的功能。” 她指向第12张扫描片子的左、右两边大脑的两块黄色说：“这个区域跟动眼有关，你的眼睛在阅读时，左右跳动，这是你在看黑白棋盘时所没有的。” “现在看这个不同的地方，”她说，大脑的中间和两边都相当活化，“这是当你有高层次的处理历程时。这个地方跟语言处理有关——外侧部分是布洛卡区，这里前脑的活动很多。”她指着另一张片子，“这里是威尔尼克区，在黑白棋盘时，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活化。所以你的语言区、视觉系统、动眼区等，都参与了你的阅读活动。” 我需要一点帮助才能找到主要的地标，但是一旦学会了，我就掌握住自己大脑活动的区块，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学习阅读别人脸上的表情。我对赫胥说：“假如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实验，光看这些大脑的影像，你能看得出这是一个人在阅读吗？” “当然，绝对可以。这是教科书上的例子。”然后她促狭地笑着放下第三阶段的片子，“这是某人在阅读他最喜爱作者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的是我在读我自己文章时的大脑。乍看之下，大脑的形态与上一个阶段很相似，但是大脑活化得更厉害，黄色的区块更大、更显著。“管他诺贝尔奖不诺贝尔奖的，显然这个坎德尔没什么号召力！”赫胥大笑说。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有些难为情，“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荣心作祟的实验。” “你看，同一块区域在工作，但是你在读自己文章的时候工作得更起劲，这真令人惊讶！”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不好意思地轻摇我的头。我注意到海马体这个记忆中心活化得很厉害，而在我读坎德尔的文章时，它是不甚活化的暗红色。“所以在读我自己的文句时，联想到比较多的东西，因为那些是我自己写的话。” “正是。”赫胥说。我想起过去我一直抱怨文字一印成书就不想再去读它，因为你经历了初稿、修改、重写、编辑给你做的修饰，到最后你在读时，过去所有修改过的都一涌而出。现在我终于看到它们涌出来的所在，就是那些黄色立体像素的区域。 我想我可以把这一刹那描写成后现代的反思句：你，亲爱的读者，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描述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在扫描一个大脑正在读这本你正在读的书。当你可以直接看到大脑活动时，谁还需要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送出信号给大脑的计算机母体？我们不需要无穷尽反思过的反思，我们需要直接看到大脑的工作，将心智打开，仔细地看。我可以看到我的海马体在活化，将我的大脑填充许多相关事物的联结和回忆。我在读我自己的字，这是真实，不是错觉。 赫胥把我大脑的扫描图摊在桌面上时，很像一个解读塔罗牌的人，但她的分析一点也不神秘，我发现自己在想：“这个我根本不熟的人居然以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方式进入了我的大脑。”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反思的解释是不对的，这并不是无尽的模拟（simulation），我进入了我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很真实、很亲切。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的影像都是二次造影的平均，当我们要看冥想那个阶段的片子时，我请赫胥把两次的扫描分开来看，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得很糟，而第二次我做得很好。 这两次的造影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第一次时，只有零星的几点，大部分是红色的立体像素（表示比黄色活动力弱），看不出有什么形状；但是在第二次扫描时，只有语言区活化，一条黄色的带子从大脑中央一直通到顶端，其余地方都是暗的，很少的视觉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眼睛运动。 “最近在神经影像学的圈子里很流行一个效率（efficiency）的观念，基本上它是说当大脑碰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时，活化的地方会很零散，像这个样子，”赫胥指向第一次扫描的图，“这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行动，跟这一张完全相反，这一张你可以看到大脑特定的工具很有效的被应用到解决手边的难题上。”     “这一张看起来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她指着第二次扫描的鲜黄色区块说，“请看非常集中的额叶内侧，这是这次扫描最特殊之处，这里是大脑执行最高层次功能的地方，你看它像根杆子一样一直通到扣带回（cingulate gyrus）。我认为额叶内侧在协调大脑不同的活动上很重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动用适当的工具。在这里，整个结构都活化了，并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赫胥说在扫描的40秒中我的语言区活化非常强盛，但是这并不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趣的是整个活化的形态很清楚、不零散。 我希望看到什么？在回家的地铁上，我在想这个问题。刚开始时，我以为我对文字使用的能力应该能在大脑中找到专门处理文字的模块：某一块神经元专门负责处理句子。假如大脑中有很多这样的模块的话，那么在大脑中应该可以看到处理你所擅长的事的地方。有时候的确如此，像爱因斯坦的大脑在下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s）的地方特别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会有超强的空间–逻辑能力（他常在脑海中用影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得花几个星期把这个解决的方法写成方程式），这种能力很可以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中直接看到：一个空间能力很好的人在大脑处理空间的地方会特别的活化。我想拉威尔的左额叶在他中风以前如果去做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的话，应该会大大地亮（活化）起来。 但是在我的情况，大脑显示出很不一样的情形（我终于发现我不是爱因斯坦）：我的大脑并没有某一个特定的模块来处理思考，赫胥看到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整个活化的形态。在工具箱中的工具并没有特别了不起，只是工具箱排列得很整齐、放得很好、要什么立刻拿得到。事实上，我唯一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就是专管协调功能的区域。我的语言区域很胜任，我的海马体区也在我阅读有兴趣的文章时，立刻活化来相助，但是我的大脑地图最特殊的地方在没有活化的地方：当我专注时，那些跟手边作业无关的地方都没有亮起来，把它跟第一次我脑袋空空没什么可想的情境比起来时，那一次没有任何的形态可言，只是噪声而已。 我不知道假如我再重复一次这个实验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我组织的形态（很强的额叶内侧活化跟很多不活化的区域）是否代表着大脑一般的情况，还是只有这次才如此，但是我相信功能性核磁共振的影像是有其意义的。我已经开始改变我对所认得的人的想法，就像学会阅读别人的心智状态会改变我对别人社交能力的想法一样。我认为天才是由两种大脑组合而成：一种是有专门擅长做某一件事的模块，另一种是使这些不同的模块都组织得很好。我们会认为有这种大脑的人是天才、是有智慧的，但是它们的形态有很多种，假如你知道从哪里看的话，你会看到。我们都认得有特殊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坐在钢琴前面弹出上个星期所听过的曲调，他们可以在大脑中算出不同利率所应付的利息，他们可以了解量子力学；但是我们也认得另一种的天才：他们很能干、很有效率、没有什么杂音来干扰他们的信号。 在我念高中时，父亲曾告诉我：“你不是火箭学家，但是你很聪明，你有很多的才能。”我每次听了都火冒三丈（这就是说，假如我愿意，或许我可以成为火箭学家）。现在我认为他是对的，我遇到过火箭学家、太空物理学家、计算机程序专家及建筑天才，我的确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能力，我没有他们特定的才能，但是这次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使我想到或许我有别的能力，这个能力也许不像他们的能力那么耀眼，但是也没什么好羞耻的。或许我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大脑，像个组织得很好的交响乐团一样，它可能没有世界级的独奏者，但是演奏出来的声音也将就过得去。从这里看来，很可能是我老爹过去一直要告诉我的话，只是现在是不同的语言而已：“我是一个普通大脑的天才，不是一个特殊模块的天才。” 这只是一个实验，但是这个仪器给了我仪器通常不会给的东西：一个有关自我的感受，以及有关很多人的感受。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希望能捕捉住我的大脑在点子出现的情境，感谢赫胥和她的仪器，我终于达成愿望了。这个结果令人心旷神怡、高兴得很，而且就连我这种门外汉都看得懂，但是这不是绝对的答案，它们只是线索而已。 从技术上来讲，这次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扫描是我漫长内在探索的终点，但是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开始。看到我的大脑产生点子反而给我一个更有趣的新点子，一个在我现在写书时仍在脑海中打转的点子，如果能去扫描那个，不是太棒了吗？ [\[1\]](#id_1_12) 指不必打针或开刀，没有侵入身体，仅在体外作业。——译者注 [\[2\]](#id_2_10) 核磁共振是用相减法，做某件事时的大脑血流量减去本来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剩下来的就是特别做那件事情所需的能量，核磁共振算的是带氧血红素和脱氧血红素上的差别。——译者注 [\[3\]](#id_3_10) 即作者在持续呼吸，当没有改变时，fMRI就显示不出来。——译者注 [\[4\]](#id_4_8) 坊间广告说“我们只用到10%的大脑”，这句话是个错误的观念，大脑每个地方都有用，只因每个工作的需求不同而动用不同的部位。大脑是最不可能养冗员的地方，因为它只有3磅重，占人体体重的2%，却用掉人体20%的能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