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谢 多年来我从事意识问题的研究，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或许也耗尽了一些人的耐心。在这本书漫长的构思阶段，基娅拉·西瑞里（Chiara Cirelli）与莱斯·吉拉蒂（Lice Ghilardi）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朋友兼同事克里斯托弗·科赫20多年来致力于意识科学研究，为我这本书的出版出了不少力，还与我探讨书中的一些想法，贡献他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感谢马塞洛·马西米尼（Marcello Massimini）、奥拉夫·斯伯恩斯与兰迪·麦金托什（Randy McIntosh），他们帮助我厘清了书中的概念。我还要感谢很多人，我经常与他们探讨意识的本质问题，他们的著作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还获取了灵感。这些人包括：克里斯·阿达米（Chris Adami）、麦克·阿尔基尔（Mike Alkire）、乔治·阿斯科利（Giorgio Ascoli）、伯尼·巴尔斯（Bernie Baars）、大卫·巴尔杜齐（David Balduzzi）、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梅拉妮·伯利（Melanie Boly）、久瑞·布兹萨奇（Gyuri Buzsaki）、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已故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吉姆·克拉奇菲尔德（Jim Crutchfield）、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里奇·戴维森（Richie Davidson）、斯坦·德黑尼（Stan Dehaene）、丹·丹尼特（Dan Dennett）、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卡尔·弗利斯顿（Karl Friston）、斯蒂芬诺·弗西（Stefano Fusi）、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托尼·赫德兹（Tony Hudetz）、托德·希尔顿（Todd Hylton）、锡德·库德尔（Sid Kouider）、哈柯文·劳（Hakwan Lau）、史蒂文·劳瑞斯（Steven Laureys）、大卫·利奥波德（David Leopold）、鲁道夫·利纳斯（Rodolfo Llinas）、托马斯·梅茨格（Thomas Metzinger）、里德·蒙塔古（Read Montague）、吉姆·奥尔茨（Jim Olds）、布拉德·波斯特尔（Brad Postle）、马克·雷歇尔（Marc Raichle）、尼克·希夫（Niko Schiff）、安迪·施瓦茨（Andy Schwartz）、约翰·塞尔（John Searle）、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土谷尚嗣（Nao Tsuchiya）、巴里·凡·维恩（Barry van Veen）。几位朋友还阅读了这本书很不成熟的草稿，并提出有用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麦克·阿尔基尔、乔治·阿斯科利、鲁思·本卡（Ruth Benca）、加布里埃尔·比拉（Gabriele Biella）、亚历克斯·博伯利（Alex Borbely）、马可·卡索纳托（Marco Casonato）、葆拉·德·阿斯卡尼奥（Paola d扐scanio）、乔瓦纳·德·洛伦茨（Giovanna De Lorenzi）、乌戈·法拉古纳（Ugo Faraguna）、法比奥·费拉瑞里（Fabio Ferrarelli）、斯蒂芬诺·弗西、鲍勃·戈尔登（Bob Golden）、肖恩·希尔（Sean Hill）、艾伦·霍布森、查利·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内德·卡林（Ned Kalin）比尔·林顿（Bill Linton）、克里斯蒂阿诺·梅奥西（Cristiano Meossi）、乔治·米克洛斯（George Miklos）、尤沃·尼尔（Yuval Nir）、皮特罗·皮特瑞尼（Pietro Pietrini）、布拉德·波斯特尔、詹恩·路易吉·萨拉瑞斯（Gian Luigi Salaris）、欧内斯特纳·斯基帕尼（Ernestina Schipani）、鲍勃·谢伊（Bob Shaye）、奥拉夫·斯伯恩斯、艾琳·托布勒（Irene Tobler）、伊夫·反·科特（Eve van Cauter）、弗拉德·弗亚佐夫斯基（Vlad Vyazovskiy）。我特别不擅长做某些事情，如与人通信，画草图，获得某些单位或个人的许可。我非常幸运，能够得到玛莎·菲斯特·金斯考（Martha Pfister-Genskow）的帮助，她为这些事情操了不少心。我父亲将这本书的草稿翻译成意大利文，并与我母亲一起催促我写作（这是我要感谢他们的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真的会有人读，更别提出版了。由于这本书的形式不常见，我以为没人会对它感兴趣。但是我想错了：丹·弗兰克（Dan Frank）思想开放，他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马上给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从那以后，与他交流就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只有对科学怀有热情，写作这样一本书才能成为一种享受。我还要感谢麦克唐奈基金会、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院，还要感谢伟康公司的大卫·怀特。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实验室、系所、医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医学基金会以及威斯康星大学为我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