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封无法寄发的信** 　　**华田信子小妹妹：** 　　 　　这样的称呼似乎是不太好的。在你日本国直接称呼一个女人的全名应该是件不懂礼貌的事，何况，以小妹妹相称就更不确切了。你现在该是个有了孙孙的老太婆了吧？不过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那个样子：七、八岁的一个日本小姑娘，娃娃式的短发，黑色的短裙，一笑两个酒窝的圆圆脸儿。实在想不到你今天该是个什么模样？却也无法再称呼你别的了，这些请你能够给我原谅才好！ 　　 　　信子，前些日子，我偶尔在报纸的新闻栏目中，见到一个日本考察团到中国来，其中有你的名字，且不说我们相别四十年之遥，单说在日本取名花田信子的女性，恐怕也绝非你一个吧？于是，我默然了。但是，这段新闻给我的挑逗，倒引起了我的一段深沉而珍贵的回忆。 　　 　　信子，你是随着你当军医的爸爸和当电报员的妈妈到中国来的；我是跟着妈妈从遥远的山区来到这个海滨小城的；你是随同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侵略者来这里住那花岗岩古堡式的小楼的；我却是因你们国家侵略军的施虐家破父亡跟随妈妈离井背乡同住在一条胡同里一个海带草窝棚里。那时候，你和我都不知道在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上和密林郁郁的太行山间两个古老的民族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浴血的决战。因为当时我们还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孩子总是无罪的呀！那时候，你的那些大哥哥们，喝上了烈性的日本酒，驾驶着紧紧捆绑二百五十斤炸药的飞机，一去无返地飞向中途岛，向同盟国的战舰撞去。这些能怪你吗？就连你那些大哥哥们不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吗？ 　　 　　毕竟我还是服你的。任凭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戏弄着你的娃娃发，在天冷地冻的冬日里，你总是穿着裙子，背上背着一个米黄色的皮书包，每天与我结伴上学校。当走到山脚下那桃儿沿的日本神社的牌楼前，你总要两腿并拢，毕恭毕敬地鞠上深深的一躬，如果在街上听到“唭咪嘎要哇……”的日本国歌的时候，你会就地立正站稳，以示尊重。这该是大和民族的性格吧？ 　　 　　信子，你还记得那条用鹅卵石铺成的深深小巷吗?你总不会忘记在你幼年生活里，还有个中国小哥哥吧？ 　　 　　那天，只因我的妈妈已经病入膏肓，她全身又肿又黄，这是吃“新民会”发放的混合粉橡子面中毒的呀！尽管那面粉涩口难咽，但现在她已有好几天不能张口再吃它了。为救妈的命，我才想到你，还有你那当医生的爸爸，于是，我死命地向那座宝石的花岗岩小楼房跑去，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开门，立即被屋里肃静而特异的气氛惊住了。只见厅堂的地面上，跪满了日本人，男的女的都有，统统穿着整齐的和服，他们正在痛苦地哭着，甚至是在饮泣着。桌子上放着一架日本式的电匣子，正在哇哩哇啦播送着日本话。你跪在大门的后边靠门的地方，我便急忙去拉你腿角的衣服，你回首盼顾，看到竟是我，你又挤眉弄眼又打手势，悄悄地对我说：“千万别说话，你听听！”收音机里净说的日本话，是一个浓重而沉沉的男音。以后你才告诉我，那是全楼的日本人在收听日本天皇对他对他的全国下达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你说你们被我们打败了，投降了，成了亡国奴。无怪乎当时的情景是那般悲痛与严肃！ 　　 　　我告诉你，我妈妈怕是不行了想请你爸爸去打一针。这件事使你犹豫了半天，最后才敢对你爸爸讲。你爸爸早已老泪纵横，先是斥责、挥手，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可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用不纯正的中国话，低低地、一句一句地说：“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应当在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救活一个中国人！”他带上顶好的药，带上晶亮的听诊器，跟着他的女儿，也跟着我奔向我们的住处那个阴暗潮湿、低矮破烂的海带草窝棚。 　　 　　妈妈已经在弥留之际了。她蜡黄色胖胖的脸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儿，几缕乱发盖在她的额前，我轻轻地唤醒了她。说请来了高明的大夫，能治好她的病，我想，她一定会在垂死的绝望之中得到些慰安。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不知道怎的，妈却大动肝火激动地说：“中国和日本整整打了八年，从感情上我信不过一个日本人能给我治病……”她，终于闭上了一双冰清玉洁的眼睛。 　　 　　几天以后，一个夕阳辉映的傍晚，你约我在那小巷的拐角的地方说悄悄话。 　　 　　你说：“赶明天，我就随爸爸妈妈回国了，听说我们的家在日本国的仓吉市，你长大成人以后，一定要去看看我啊！” 　　 　　我说：“我长大一定去找你。” 　　 　　第二天，我一个人暗自跑到那花岗岩小楼，推开门，只见乱七八糟的，地面上狼藉斑斑，你们早已离去，人去楼空，显得分外寂静。自那以后阔别四十个春秋，偌大的一个日本国，一个吉仓市，岁月的无情流动，你让我到哪里再去寻找当年异国的小妹妹啊？ 　　 　　历史就这般客观地记录着过逝的岁月，生活就这般地匆匆而去，今天，在你茶余偶谈之际不知还想到这桩难忘的往事吗？ 　　 　　一个你幼年时代的异国小哥哥，正祝你在晚年能得到和平的幸福。海天遥遥，情长纸短，我虔诚敬祝你的合家安康！ 　　 --: 　　**一个中国小哥哥书** 　　 --: 　　(发表于1985年8月《烟台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