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我叙述了在我心里宗教与理性之间冲突的根源，为什么我长大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为什么我佩戴卡尔库鲁斯（Calculus）教授领针以及后来又如何结识了一位忘年交。 细想你们的来源吧： 你们生来不是为了像兽类一般活着， 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 我这简短的讲话激起我伙伴出发的渴望， 即使我随后想阻止他们也为时已晚； 清晨时分，掉转船尾， 我们将桨当作翅膀， 做这飞一般的疯狂航行， 航向经常偏向左边。 ——但丁·阿里盖里，《地狱》（1531年） 我在幸福中成长，沉迷于知识、结构和秩序。父母让我的两个兄弟和我在最自由的天主教传统中接受教育，在这个传统中，科学——包括自然选择的演化——大体上作为对物质世界的解释被接受下来。我曾是一名举行弥撒时协助神父的侍者，用拉丁文吟诵祝祷，倾听奥兰多·迪·拉索（Orlande de Lassus）、巴赫（Bach）、维瓦尔第（Vivaldi）、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勃拉姆斯（Brahms）和布鲁克纳（Bruckner）的格列高利颂歌和弥撒、受难曲和安魂曲。在暑期，我们一家旅行观光了无数博物馆、城堡以及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教堂。我父母和哥哥钦佩地凝望着描绘宗教意象的天花板、彩色玻璃窗、雕像和壁画，而我母亲则会大声诵读，这对我们大家了解每个对象的详细历史大有裨益。尽管我发现这种被迫去吃的艺术佳肴极其乏味，而且直到今天当我看到母亲书架上的三卷艺术指南时，我还忍不住发抖，但我仍然陶醉于悠久罗马祈祷文的神奇声调中，陶醉于作曲家的神圣和世俗的音乐中。 慈母教会（Mother Church）是一个全球机构，它展现出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文化和坚贞的道德，这个机构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罗马和耶路撒冷都不曾中断。其教义问答手册为生活提供了一个确立已久的、令人安心的且我可以理解的解释。宗教带给我的舒适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会把它传承下去。我妻子和我向孩子教导这种宗教信仰，给他们施洗，做餐前祷告，周日参加教会，带他们完成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 可是，多年以来，我开始愈加抵触教会学说，它教授给我的传统回答与科学世界观不相容。我的父母、耶稣会修士和修道院的老师教授我一整套说辞，但我在书籍、演讲和实验室中听到的却是另外一套说辞。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给我留下了一个实在是分裂的印象。弥撒之外，我没有过多地思考罪恶、献祭、救世主和来世的问题。我完全依据自然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和我自己。这两个框架——一个神圣的，一个世俗的；一个为星期日，一个为一周中余下的日子——并不相交。通过将我的卑微生命置于上帝创世和其子基督为人类献身的宏大语境中，教会赋予人世以意义。科学则解释有关我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实际宇宙以及这个宇宙如何形成的事实。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用亚里士多德的美妙比喻就是：一个解释月上的（supralunar）世界，一个解释月下的（sublunar）世界——不是一种严肃的理智立场。我必须解决这两种解释间的冲突。这个由此产生的冲突与我相伴多年。可是我始终知道，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现实，而科学则越来越善于描述它。人类并非注定要在认识论的迷雾中永远徘徊，仅知道事物的表面却永远不了解它们的真实本质。我们能够理解事物；我们注视得越久，我们理解得就越好。 只是最近几年，我才设法解决这一冲突。我逐渐失去了对人格上帝的信仰。我不再相信：某人监视着我，干预我在世界中的利益，并在末世使我的超越历史的灵魂复活。我失去了我童年的信仰，可是从未失去万物都应如其所是这个持久不变的信仰。我深切地感到宇宙具有我们能够了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