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克里克例证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历史敌意。在他宽容的、中产阶级的英式教养中，人们很难看到这种敌意，但与他的多次讨论让我明白，他认为（人们）有合理的理由摆脱上帝的世界，以严格基于自然力的解释取代对生命和意识的超自然解释。他打算将上帝永久地驱逐出理性和有教养谈话的领域。 弗朗西斯极为成功地实现了其理解生命的目标。尽管在前生命的世界中生命的起源仍然难以理解，但是理解生命演化的概念脚手架已经搭建好了。要讲述他在向第二个目标进军时还会取得多少成就，还为时尚早。 弗朗西斯对有组织宗教的反对富有传奇色彩。1961年他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辞职，为的是抗议在学院场地增设教堂的计划。弗朗西斯认为，在一所强调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的现代大学中，宗教不该有容身之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那个已经建立的学院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试图安抚他，因为他觉得建造教堂的经费系私人募集，而且并没有谁会强迫人们去那里参加礼拜。弗朗西斯给出的答复是，设立一项基金，该基金的用处就是建造一处与大学相关的妓院：没有谁会强迫人们利用妓院的服务，并且无论男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这个妓院都要接待他们。在回信中，他还附上了10基尼的定金。可想而知，他俩再也没有进一步的通信交往了。 当我结识弗朗西斯时，他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思维的尖锐反对已经缓和了很多。在他们山顶的家中，当我与他和奥黛尔（Odile）就餐时，我们偶尔会讨论罗马天主教会以及教会对演化、禁欲的立场，等等。他知道，我是从小就被培养为一名天主教并这样长大的，而且偶尔还参加弥撒。但是他从未深入探究我宗教信仰的基础，因为他是一个和蔼善良的人，他不想让我因为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而遭遇尴尬，尤其当我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我们在严格的经验实证的框架下理解意识的探索。 引人注目的是，在1994年出版的《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中，克里克概述了他对心-身问题的观点，他承认：“作为一种选择，某些接近于宗教的观点或许似乎更可信。”但他随即调和了这个令人吃惊的妥协，他写道：“第三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事实上存在看待心-脑问题的一种新的替代方式，它明显不同于许多神经科学家现今所持的粗糙的物质主义的观点，亦不同于宗教的观点。”这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正确的表达，远远不是。与我所知的其他任何人相比，弗朗西斯对新的、替代的甚至激进的解释更开放，只要它们与绝大多数已经确立的事实兼容，是可证实的，并且会开启思想和实验的新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