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极其社会化的动物。其中一个方面的生动表现是人们热衷于名人、八卦秀和八卦杂志以及充斥着最新废话和照片的网站，人们对党派、风流韵事、暗箭伤人、密谋、婚外私生子等话题也趋之若鹜，而这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们非常乐于窥视彼此的举止。如果你认为人性是高尚的，那么只须查看谷歌的时代精神档案排名前十的搜索条目就能一目了然。电影和流行歌手、乐队、顶级运动员和当前的政治事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话题，其中既没有关于科学家的，也没有关于科学发现的（并且这位于最流行的搜索项之后，而那些涉及性的条目已早就被剔除了。） 没有一个人是孤立存在的，甚至隐士也通过与他人（如果不是在真实生活中，那么也是通过书籍、电影或电视）的关系来界定自己。 你可能像我年轻时一样热衷于相信，你的有意识意图和深思熟虑的选择控制着你与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交往。可是社会心理学所进行的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表明，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你知识范围之外的力量，受到无意识欲望、动机和恐惧的支配。 美国心理学之父、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兄长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对行为的思考或观察会强加从事那个行为的倾向。动念动作的原则是脑皮层内知觉和行动表征的部分重叠的一种自然结果。猴脑中存在所谓的镜像神经元，这个发现证实了一个行动的知觉与实施那个行动密切相关这个看法。 注视某人吃饭，这个动作会激活当你吃东西时你脑中被触发的那个区域，尽管这种激活比较微弱。看到某人窘迫的样子，你也会畏缩不前，因为你也会感觉到一点局促。当有人对你微笑，你会感觉好一点。当你对某人有好感，你会模仿该人的行动和言语。下次你与一个朋友在咖啡馆见面，你就能看到这点，你们都以相同的手肘撑在桌上，你们的头偏向相同的方向。当你低声讲话，你的朋友跟着学样；当她挠头，你也这么做；当你打哈欠，她也打。行动的相互性也有助于你同他人打成一片。 无穷尽的多样性因素影响你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穿着、举止和情感表达使他们在你的心中留下印记，并将引导你与他们接近、交谈以及形成判断他们的方式。而所有这些都避开了有意识的审查，因此“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一些人对特定群体公然持有强烈的，通常是负面的意见：“自由主义者痛恨国家”，“黑人是好斗的”，“老人是无聊的”，等等。这类偏执者基于他们的偏见做出选择。但即使你努力避免刻板的印象，你仍然怀有无意识的偏见和偏好。你不可避免地是你的文化和成长环境的产物，你从童话和神话，从书籍、电影和游戏，从你的父母、玩伴、教师和同龄人那里汲取了一些内隐判断。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么就做一个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我推荐哈佛大学的测验，你能在网上找到），在实验中你要尽可能快地回答一大堆问题。这个测验以一种抗拒操纵或撒谎的间接方式测量了你支持或反对特定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族群的程度。 因为两个原因，无意识的偏见比有意识的偏见更有害。 首先，无意识倾向是普遍和自动的，一旦它们的触发者出现，它们就会被激活。它们非常强大，被整个共同体分享。 想一想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1年12月7日被日本帝国海军突然袭击以及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在2001年9月11日被基地组织突然袭击，这两次灾难都是大型组织情报工作的严重失败造成的，这些组织原本是竭力保卫国家免受此类灾难。学术和新闻调查揭露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提前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就指向了这些迫近的攻击。在“9·11”事件中，情报人员曾40多次就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带来的威胁警告管理部门，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为什么？无数的政府事务委员会和书籍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里存在很多层面上的玩忽职守。可是，与个人没有留意到这些警告相比，更危险和更普遍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那些或明或暗的种族自大和文化傲慢的态度。在多次国会调查中，海军上将基梅尔（Kimmel）（太平洋舰队的主管）有一次在会议期间曾一时疏忽地明确指出：“我从不认为，那些人能从如此遥远的日本完成这种攻击”。50多年以后，国防副部长沃尔福威茨（Wolfowitz）同样无视对手，鄙视本拉登为“阿富汗内的这个小恐怖分子”。普遍的刻板印象蒙蔽了当权者：“那些生活在洞穴中的人怎么可能威胁到我们，威胁到这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思想病理学的另外一些例子是导致雷曼兄弟金融崩盘的事件和2008年9月几乎导致市场崩溃的事件。这里，人们普遍相信投资风险是可控制的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金融工具来消除这些风险，但结果却是这些金融工具导致了全球衰退。 为政治或经济利益，人们可能会有意地调整无意识倾向。例如，在媒体盛行的民主国家中，在任何重大选举开始之前的数月，浅薄和愚蠢就会充斥于“新闻”，但是它们还是会起作用的。我们是如此沉迷于广告产业的产品，以至于我们不再注意到它们。可是，存在一个理由：这个产业2010年在世界范围内花费了近5000亿美元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它起作用了！ 另外，虽然法律和公众意识运动能够根除公然的歧视，但是要消解无意识偏见会更加困难。当你甚至都没有认识到存在需要改变的事情，你如何改变它们？ 如果你不确信，那么考虑一下耶鲁大学约翰·巴奇（John Bargh）的实验，它揭示了社会启动的力量。在启动中，图画、声音或词语会影响后续刺激的加工。如果你与我合作并喊出我将命名的物体的颜色，那么我将证明启动。不要不好意思，试着大声命名这个颜色，你会感到惊异。开始： 空白纸是什么颜色？婚纱是什么颜色？雪是什么颜色？蛋壳是什么颜色？ 现在，无须考虑，脱口而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奶牛早餐喝什么？”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你会想到或说是“牛奶”。只须一会你就将认识到这完全是胡说。不断重复的“白色”触发或启动了与别的白色事物相关的神经元的活动以及——或许更严格地说——突触的活动。如果你当时被要求说出一种既与奶牛，也与早餐相关的饮料的名字，你就会自动地想到“牛奶”。 巴赫想启动大学生有关“无礼”和“有礼”的概念。他的方式是要求他们用一列词汇造一些句子，表面上是为了测试他们的语言技能。一组学生使用诸如“大胆的”“无礼的”“打扰”“侵扰”“无耻的”和“无礼地”等词语，而另一组使用相反意思的词语，诸如“尊重”、“耐心地”、“谦让”和“有礼貌的”。一旦完成，被试被告知在走廊上寻找第二个测试的实验者，但实验者假装忙着与一个同伙谈话，所以被试必须等着。 巴赫及其同事暗自计算他们被启动的志愿者多久会打断这个谈话。由礼貌词语启动的学生有着令人惊讶的耐心，等待超过九分钟才打断谈话，反之无礼的那一组仅超过五分钟就插嘴了。所有参与者都丝毫不怀疑：词语测试影响了他们等待的时间。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你听到或使用的词语塑造了你的行为，但这个结论对我祖母而言根本不是新闻，她总是反复地说：踮着脚走路，带着小礼物，礼貌会以默默的方式带来回报。 这个技术的一个变体是测量与老年人相关的偏见。巴赫让志愿者使用一些词语，这些词语会触发被测者关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诸如“年迈的”“孤寡的”“健忘的”“幽闭的”“满布皱纹的”“过时的”“无助的”；反之，一个控制组必须用中性术语组成句子。他探索老年偏见的巧妙方式是秘密地计算志愿者从测试地点走到电梯（约10米的距离）要多长时间。以“老年”概念启动的学生花了8.28秒，比没有接触与年老相关词语的那组费时长出1秒，这是一个小而真实的结果。实验者没有暗示学生那些词语迫使他们走得更慢。如果无心地阅读与你没有直接关系的词语会使你慢下来，那么如果一个朋友或配偶告诉你你正在衰老，你的反应会有多强烈呢？所以说话要委婉些。 自助运动坚持认为，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往好处想不能治愈癌症，但它会塑造你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乐安其居和乐行其事的原因。一般来说美国人，尤其是自己主动选择移民到西海岸的群体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愿望、汗水、奉献以及技术上的明智应用，那么几乎任何事都是有可能实现的。我赞同这种进取的态度。倾其所有，虽败犹荣；因惧于败而畏于行者，则人性之大谬矣。 无意识加工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它的存在受到许多人（包括年轻时代的我）的竭力否定。这类本能的防卫反应在学者中尤其强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客观、更公平、更公正。作为一个群体，教授们在录用和指导学生时会竭力弥补性别和种族偏见。但当涉及政治和宗教时，学者却相当不宽容，他们将持有这方面意见的边缘人物看成保守派或虔诚的信徒。他们对大多数宗教（尤其是对基督教）毫无顾忌地蔑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许多学生在表达任何宗教情感时都会感到很不安。 你或许有两个理由反对无意识的重要性。第一，因为接受它意味着失去控制。假如你在此并没有做决定，那么是谁呢？你的父母？（你如此热衷于消费其产品的）媒体？你的朋友和同行吗？第二，因为（根据定义）你没有觉知到无意识的偏见，因此你并不知道你有无意识的偏见。你不会回忆起你暗中根据肤色、性别或年龄对某人做出的评判。当有人指出这样一个事例时，你会想出许多含糊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你以这种方式判断那个人，但你歧视这个人的想法不会在你那里出现。虽然有点离奇，但这就是心智的工作方式。 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告诉你关于选择盲的事例。瑞典伦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的100多名学生必须比较年轻妇女的两个头部特写。实验者在手里并排地各拿一张照片，学生们必须在几秒钟内决定哪一张看上去更具吸引力并指出来。然后照片被暂时移出视线。旋即，再次给学生展示他们认为是更漂亮的那张脸，并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选择。在一些实验中，实验者在要求学生解释他的选择之前，使用花招交换了图片。尽管两张照片中描绘的女子完全不同，但大部分人都上当了。只有1/4的学生发现，照片已被交换，他们看的照片不是刚才他们挑选的照片（在这些情况下，实验立即停止）。其他的学生愉快地证明他们“选择”的合理性，即使这与他们仅在几秒钟之前做的决定相矛盾：“她容光焕发。我在酒吧更愿意接近她而不是别人。我喜欢耳环”即使他们选择的这个妇女看上去庄重且没有佩戴耳环。 选择盲不仅与约会相关，而且与整个生活相关。你通常并不清楚为什么你会做你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可是解释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你迫不及待地编造一个故事，证明你的选择是合理的，你正在进行虚构但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一些心理学家持有这个观点：封闭的但功能强大的脑拥有巨大的加工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任其进一步使用。他们认为当你必须做出需要平衡许多竞争因素的决定时，无意识加工实际上优于有意识思考。考虑一下租赁哪种公寓，这取决于许多因素：租金、有效期限、大小、位置、合同期限、房间情况，等等。根据无意识思想理论，你获取所有相关房屋信息之后，在决定租哪处房屋之前，你并不会试图再次衡量它们，而是转移你的注意，例如通过解决一个字谜游戏。不要为这问题过度操心，想点别的事情，你不可见的脑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类建议吸引了大量的公众监督，并且承诺能获得潜意识心智的巨大力量。可是，其中的许多实验相当“软”，统计显著性比较低并且没有显著的控制组。在对人的研究中这类缺陷是固有的，因为他们的遗传、环境、饮食、身体活动等都很难恰当控制。对这些数据更谨慎的阅读是：形成一个快速印象并做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这要好于事后无休止地猜测对那个第一印象的评价。做出决定，相信你自己并坚持下去。 基于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原因，我同样怀疑研究者所宣称的无意识的优越性。如上所述，历史上有很多灾难性后果的例子，它们恰恰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无意识偏见造成的。现实生活的决定总是掺杂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当然一些决定更依赖于有意识或无意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人们可以成功地解决“如果-那么”这类命题的推理，复杂的符号操作或意外事件的处理，而无须进行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而又耗时、让人眉头紧锁的思考，否则我们都会成为爱因斯坦。这个结论与千年的传统教诲也是一致的，它要求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要进行自我检查，要进行理性的、冷静的思考。